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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这个春天，《人物》开启了第五次写作课。好的写作，从这里出发。
过去一年，写作对人物作者来说意味着什么？
于作者林松果而言，写作帮助她拂去蒙在公共议题上的迷雾，确认了自己的价值。年7月，林松果抵达铜鼓县城，试图通过书写高考状元徐皛玥和她就读的县城中学的故事，敲开探讨教育公平的一道缝隙。抵达之后，一位出租车司机向她背出了徐皛玥的高考分数，她瞬间感受到那座小城平静之下闪动着的微小喜悦。她将这些细节全部收入《一个高考状元，和一所县中的自救》，还原县城中学学生的生活环境以及他们面对的教育困境。文章让一个长久在舆论场域内失语的群体开口说话，获得了社会意义的普遍反响。一位县中老师留言说自己泪流满面，「谢谢还有人关心我们」。
而对于作者李斐然来说，写作让她在他者的故事中寻得启明。在过去的一年里，作者李斐然坦陈自己「吃了很多苦」，「自己的，亲人的，时代的」。在这样的挣扎中，她遇到了99岁的黄永玉。他们一起读书、吃糖、听罕见版本的贝多芬，黄永玉给她讲自己的梦境，说在梦里遇到鬼，从来都是他追着鬼跑、吓得鬼到处躲。李斐然感受到他强大到几乎能大于命运的内在力量，她知晓了何为「人生苦，但人大于苦」，于是她写下《黄永玉：人只要笑，就没有输》，来记录这位老者的超脱。许多人一字一句读完了这篇近两万字的稿子，并留言说，感受到了深刻而绵长的力量。
更多时候，写作或许只意味着一种「见证」，见证别人的松弛、开阔和苦中作乐，我们似乎也能从中获得一种心心相印的愉悦，并由此确认自我与世界的连接。
作者戴敏洁在神农架见到余秀华，看着她在一片开得艳黄的油菜花地前跟爱人拥抱，见证一个敏感诗人「喝酒，远游，恋爱，散步，没有写诗」的肆意春天；作者林秋铭想知道郭柯宇的敏感从何而来，她们一起共读一本有关植物的书，郭柯宇说「植物其实有语言的，它们会发出很多信号」，林秋铭在那一刻感受到女性身上一种轻盈、灵动的生命力；编辑易方兴在威海乳山操作海景房价格跌落的选题，过程中，他在银滩的海边见到了一位迎着海风吹萨克斯的老人，和一位在沙滩上跳舞的老太太。他知道这个商业话题背后潜藏着的是老龄人口巨大的孤独和不安，但在那一刻，他也看到有人始终在苦涩中保留生活的开敞。
正因为这种对「人」的凝视，对当下的持续的新鲜体认，《人物》始终站在社会主流思潮的前列，提供最好的中文人物报道，也获得广阔的社会影响力。《人物》的稿件频频登上热搜，所创造的关键词诸如「海边鹤岗」「提桶人」至今仍被广泛沿用。受访者常常发来惊喜的反馈：郭柯宇告诉林秋铭，跟《人物》的这次对话「彻底打开了她」；《大兴安岭最孤独的母子》发表后，作者戴敏洁收到了纪录片导演顾桃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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